按：《科技与工业双重革命下的世界新走向》一文，作者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其中不少见解和一些建议，可以作为决策探讨，但不代表本刊观点。
有什么样的科技和工业水平，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宏观表征，正在转换自己的参照系。任何社会矛盾本质上都具有科技与产业变革的因子。构造未来的力量是自发的，颠覆成为创新常态。科技创新从本质上讲与科研经费没有关系，是某种思维创新的表现。真正的科技创新是假设，而不是对假设的论证。
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现实中？
中国社会和中国工业与科技的体系在过去200年中，基本处于高度动荡的不确定状态，我们需要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200年中，中国社会在工业与科技领域对人类社会的创新性贡献不够。我们今天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国家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也说明了我们社会的科技和工业化进程存在较大的认知和行为上的缺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喜欢以短期的细节问题，代替长期的全局性的方向选择，人为的阻滞了科技和工业的发展。
比特币为代表的人类新金融体系，与央行为代表的现行金融体系呈现了共生的局面，国际社会对比特币的认同领域不断扩大，这也对人类基础金融治理架构提出了全局性的挑战。人类社会首次在非传统的黄金交易外，建立起了非政治因素影响的新网络交易制度和机制，这是人类基础文明系统中的首创性事件。
以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网络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社会技术形态已经步入快车道，手机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工具，同时也逐渐成为新的生活工具。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移动社会、机器人社会、人工智能社会的三重全局性解构力量。所有国家都面临解体的可能性，网络虚拟族群涌现的新全球社会形态初具规模。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认知框架？
以现代化为导向的人类社会，本质上是建立在苏格拉底的哲学流派基础上的，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本质上也是以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与牛顿经典力学原理建构的，所有的现代化目标，本质上都是建立在约定轨迹的几何体的刚性变形。
我一直不能认同这一认知框架的未来价值。我认为我们需要以前苏格拉底的芝诺哲学来重建我们的认知框架。芝诺哲学的核心就是悖论和多态性，后者已经为今天的量子科技的进展证实了其科技上的潜力，而芝诺哲学的社会学潜力尚未得到关注的实践。卡尔波普开放性社会的预计与芝诺的哲学是相关联的。开放性成为文明稳定的前提和运行基础，一但失去开放性，任何局部的系统都将陷入自我强化的不可预见状态。
我们需要以开放性取代现代性，这是人类社会全部基础挑战的唯一性解决方案，中国社会也不可能成为例外。任何试图以现代性取代开放性的努力今天事实上都已经去功能化了。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有一个终极问题总是在困扰着我，我一直在想以一个人有限的人生，如何穷尽生命的基本潜力。换而言之，我们究竟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我们需要的美好状态是什么样的。
从我第一次去德国到现在快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我对德国的印象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德国的工业和经济在外观上确实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有一点让我惊奇的是德国人的健身热情和女学生们身材的优美程度有极大的改变。人们在与肥胖所做的斗争，成效巨大。
如果以身体做为生命外在表现形式的角度评价，德国制造最大的进步，我以为就是身体轮廓的制造。2014年德国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的夺冠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足球是身体潜能和群体工程相结合的产物，德国的胜出是实至名归。
顺着这个思路，我想今天我们所处的工业社会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将社会成员的身材轮廓建设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更广泛地讲我们以计划生育的名义进行了人口的控制，但没有以提高人们性生活质量的目标来实现社会更高水平的文明。最近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研究超薄的安全套，我想也是试图接近提高人类性质量的目标。
我们今天在工业社会中所有的显性目标，其实在我看来都是过渡性的，或者说是过程性的，通俗地讲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
设想一下，今天的中国，是以房地产为导向的，而不是以居家的“床”为导向的，人们竞争的对象是建筑空间，而不是以“床”为代表的生活空间。随便看一下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基本都没有生活情趣。我认为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转变，首先是我们社会目标的转变。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区现在基本上都没落了，科技区事实上也一样。根据我的实地考察，这类工业区和科技区本质上都与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是反方向的。
科技和工业的未来，在于1 平方米的制造，而不是几百几十平方公里的制造。现在中国工业和科技的拙劣表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科技和工业用地面积太大，缺乏科技和工业创新所需要的车库精神和实践。以硅谷为例，硅谷自身也只是一个虚拟概念，大小不等的各类企业散布在相近区域。事实上今天的硅谷也已经衰退了，在移动和云技术的时代，科技和工业可以弥散在任意的地方，咖啡馆重新成为决定未来科技与工业力量的核心区域。
回到科技与工业革命本身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依然是全球货币泛滥的十年，在财政货币等各种宽松政策的影响下，人们对技术与工业的认识被经济政策左右了，失去了从技术与产业发展本身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发展与变化内在规律的观察。
从微观层面的实践看，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是由其内在的变革因素决定的。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在技术研发投入和企业的规模上，与其竞争者如微软公司相比，有巨大的差异，但从产品线和产品的受欢迎程度看，两家公司都有各自出色的表现。
从宏观层面的实践看，美国对全球科技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欧盟的科技发展基础优良，日本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有新的突破，印度科技的崛起也在情理之中。
相比于各国政府出台的大同小异的科技和产业促进政策，如果我们将这些共性的特点换一个角度去认识，在全球科技与产业创新的竞技场中，谁会更加突出？
微观层面，从移动手机昔日的霸主欧洲诺基亚、加拿大的黑莓，当前所面临的美国谷歌、苹果和微软三方移动平台的冲击，不难看出技术对抗的白热化案例。宏观层面，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技术发展的路径对抗也正在从后台的舆论辩论走向前台的实质对抗表现。
技术的源头是人性的愿望，产业的归宿则是专门化的消失。从欧洲的工业革命以来，总体上看技术创新与产业的分化是主流现象，也就是我所说的“常态”。而展望即将到来的2020年，笔者认为，全球技术与产业发展将贯穿“非常性”的基本标志。
笔者对美国、德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人类的技术与产业进步从2015～2020年开始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而言，就是整体性与连通性成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基本路线，这个新近涌现的特点，就是我所说的“非常性”。
长期以来，人们都试图从现有产业框架中，分门别类地进行技术与产业的讨论和发展规划，这种认识逻辑，显然已经失去了自身在现实中的支持力量。如何改变这个局面？我以为就是从整体性和连通性的新坐标系中，重新建设下一代的技术与工业框架，舍此别无捷径可走。
2020年或将成为人类整体性技术框架变革之年，也就是说正在发展中的21 世纪全球性经济波动，开始动摇导致这个波动产生的技术与产业基础，呈现出未来21 世纪技术与工业的潜质。
2015～2020年技术演进的九个基本变量
从技术演进的具体形态上看，笔者粗略地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变量。
第一，从化学元素上看，碳元素逐步取代硅，成为新型结构与功能热点研究领域，这当然要归功于兼具神奇与丰富之美的碳结构。其次化学键价态的多样性成为新兴技术成长的驱动力和商业利润的来源。
第二，量子技术以有机或无机光电的形式逐步淘汰电子技术，采用光连接技术的工业设备和消费品会不断涌现。
第三，声学应用热不断升温，现在采用声波聚焦技术的流式细胞装置已经问世，人类开始利用声波来操控流体中的细胞运动行为，显然这一能力可以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应用领域。
第四，云计算逐步迈向实体服务领域，成语中的“四海一家”，现在表现为移动通信、云计算、空间信息融合以及相应物联网络的集成，衍生出更简便、高效的服务模式。
第五，简约灵活成为技术发展的主流，现存的工业系统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离散的单元太多，最典型的就是以内燃机为动力的各种引擎及其应用系统。电动车除了在能源效率上的优势以外，从技术框架上看，就是结构的复杂性大大降低了。在汽车时代，汽车公司是按五到十年为跨度推出换代车型，按年推出外观微调的年度车型；在电动车时代，电动车等同于个人电脑，从技术上讲，可以随时随地按用户愿望升级换代。
第六，电网技术面临重大变革，现在的电网本质上不适应新能源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各种新能源介质并网困难，能量规划不具备预见性。因此对现有的电网，未来至少有两个前景可以讨论，一个就是现在以输变电为基本出发点，演化出来的智能电网概念，类似于当年电信网络的综合业务网络，再者就是彻底放弃现有的电网概念，直接发展下一代以储能技术为核心的开放能量网络。
第七，基因技术、干细胞、分子调控网络等生物技术获得更加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生命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普适现象，今天确实受到了人类智力的极大挑战。尽管人类对任何新的伟大变革，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但是对现在生物技术的质疑则充分暴露了人类在社会层面的智力分布差异。首先是自然界中生物自身的基因变异就是常态行为，没有基因的变异就不会有今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其次，生物信息的传导机制进展告诉我们，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人类疾病本质上都是信息传导机制失衡的表现，而不是造成失衡本身的原因。
第八，安全技术改变人类的基本行为，人们现在正在集中全力发展不同层面的安全技术，当然有技术导致了人类的自身不适应反应，现在机场的安检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现象。对安全技术的个体和社会需求则不断升温，促进了相关市场的快速成长。
第九，公共空间的再设计与建设成为人居与社会环境发展的重点领域。公共空间是人类日常生活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发展非常落后。全球应急场所的设计和使用都还处在非常原始的阶段。世界各国的机场都没有为旅客滞留提供足够的舒适空间和相应的服务，遍地打地铺的场面司空见惯。
面向2020年产业形态演进的九个新特征
从产业的形态上看，我以为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
第一，分散—集中—再分散的循环，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企业集群从分散走向集中的阶段，现在发达的经济体又出现了再分散化的过程，目前中国模式所强调的产业集中，建设各种开发区的模式，是与之相反的。
第二，循环经济模式升级，现行的循环经济模式着眼于一个微观结构在空间上可循环性，正如时下各种零碳建筑场馆，零碳只表现为在建筑场馆运营的局部环节上，而不是在建筑—运营—回收的全过程中。
第三，技术创新的主体从政府组织转变为非政府组织，或草根创新联盟主导。以空间探索为例，长期以来各国的空间探索全部被垄断在政府机构手中，规模庞大，效率极低。但这一局面被若干欧美私营企业打破了，商业的太空探索成为人类旅游的热门市场。
第四，创意产业内在分层，出现以概念设计为主导的核心创意群体和以专业应用为主导的专业创意团队的分化。前者以天才艺术家、有想象力的跨界科学家以及目光远大的创业者构成，主要的使命就是颠覆人类业已存在的技术理念，后者由受过良好专业教育与训练的工程团队为主要成员，为前者提供实现手段和资源支持。
第五，免费服务成为一切创新活动的基础，当然免费不是唯一的形式。收费或许代表着商业的基本目的，与之共生的事实是，收费也同时成为阻碍商业作为的绊脚石。事实上免费服务本身就是一系列创新活动与创新设计的结合体。
第六，“落后”与“先进”成为象征意义，而不是实质上的相对意义。更形象地说，先进与落后的混搭，或许成为真正成功的产业模式。先进与落后的混搭，是对人类现有各种资源和技术潜力的创新组合，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废弃的旧机床可以和先进的有机发光介质混搭，而成为新式的办公家具。也可以用新一代水溶性的有机介质，构成经典的工业结构材料，大多数的风力发电的叶片也是手工制作的。
第七，创新的目的性被创新的灵活性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目的的灵活性，或者说是开放性是更好的结果，事与愿违也可能产生出更大的创造性。
第八，工业标准体系重构，现在全球的工业技术标准泛滥重复，反倒助长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大家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所见的三大运营商，各自有各自的3G 标准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工业标准更是混乱，这种人为制造差异的行为反映出了人类的工程与商业实践的局限性。即将到来的全球第四代移动通信，避免了在三代移动通信中的混乱局面，而各种工业的自动化的协议也已经在芯片层面，完成了一致性的建设。
第九，低成本技术框架成为广泛接受的方案，技术框架代表着不同的商业利益和发展路径，正如在经济危机中的消费者开始反思自己对奢侈品的疯狂是否值得一样，人们也有理由更加关心不同的技术框架之间的成本因素，在这种背景之下，除中国以外的地区，人们更加倾向于用低成本方案来部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当然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因素。
展望2020年，对现行技术体系满意的人，不希望看到变革，因为他们已经获得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他们关心的只有市场的推广和营销花样的翻新。而新生的技术力量，则试图通过更加全面的创新，来建立自己的市场地位。
从现有的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看，不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有商业品牌和即将过时的技术框架，甚至根本没有技术含量的原始资源。问题在于，2015～2020年引领的全球下一个五年，下一代技术和工业体系已经迎面而来，一切皆为自组织的颗粒，有人形象地称为U 盘化生存。
回到现实中的产业转型分析
按照我的观点，当下主流热炒的产业本质上都是泡沫，过去政府提倡的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述，我认为是不妥的。理由很简单，产业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产业本身只是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组合关系结构，在市场经济中，这种结构是在高动态变化的。一个厕所也可能发展成为某种新兴技术的产业链，从有机肥料到可再生能源，甚至是娱乐业新技术业态的集成。任何人为试图定义产业概念和地位的努力都可能是徒劳的。
我们列举的战略性产业的目的，本质上不是为了形成未来的创新能力，而主要是给相关产业腐败和寻租提供社会舆论。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打开腐败误国的魔咒，从制度上讲就是要建设面向未来创新的科技和工业体制。
政府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这个表述当然是正确的，但要实现这一点关键就是要建立开放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市场环境的建设首先要去除误导全社会的所谓区别化的对待政策。
对任何产业的优惠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畸形化，对信息产业我们优惠了三十年，结果信息产业今天近乎全行业没有利润，也没有国际竞争力。我们优惠了能源工业结果中国的油价与居民收入的比值近乎全球最高。
以电商、云计算、物联网、新能源、机器人等今天被社会热炒的产业名词本身都是某种程度上愚昧的象征，未来的科技与工业是建立在知识地图上，也就是可视化的语义模型中的，单一化的名词不能表述基于关系的模型。这也就是为什么投入巨资进行的核高基、863、攀登、知识创新工程没有能产出社会认可的实际收益的根本原因。上述国家创新工程的项目，在立项之日起绝大多数就注定了失败，因为这些巨大的资金重复投向别人已经重复建设过的老路上。
政府支持的各地超级计算机项目没有自发应用支持的超级计算能力本身也属于产能过剩的假、大、空项目。不仅不代表科技能力，只代表落后和愚昧。相反如果我们能支持开放的软件，将全社会富余的计算能力收集起来，为社会成员提供开放的、低能耗、免费的云计算虚拟平台，这才是计算技术的真正创新，也是地方和国家层面应该支持的项目。
我们只有回到科技和工业的本质才能真正回到创新型社会的建设道路上来。这个本质就是科技与工业思想——科技与工业哲学——科技与工业概念框架——科技与工业行动框架领导下的、社会化的、自发的创新实践上来。
结束语
中国科技与工业进步的行动框架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相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而不是所谓科研经费和工业政策项目的刺激。我建议在新科技与工业革命面前，面向未来，应在管理体制和项目资金管理上进行全面的改革。
首先必须明确科技与工业的关系，科技不应只是为现行工业体系服务的，而是面向未来，建设全社会可持续的创新能力。抽象地讲，有什么样的科技水平就有什么样的工业形态。科技本身具有改变未来的颠覆性力量，所以科技必须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对全社会承担责任。
工业关系或者说产业关系，如果不考虑现行利益冲突人为制造的复杂性，工业关系是相对单纯和简单的，或者说是被动地反映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应由国家行政关系的最高负责人直接统筹协调。
主要应进行以下几项全局性调整：
（1）撤销科技部，代之以国家元首科技办公室，由元首科技顾问负责全面协调全社会的科技资源和行动能力。
（2）撤销工业和信息化部，代之以总理工业办公室，由总理工业顾问负责全面协调全社会工业能力和环境保护举措。
以办公室取代现行的部制，主要是办公室相当于工作室，人数精简，工作效率高。以顾问的角色进行协调，而不是以长官的命令进行行政干预是化解潜在制度风险的适应性举措。
另外在资金上应削减科技经费50%,同时削减科研队伍规模的50%，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削弱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我相信只要我们以开放创新的观念使用这些资金，中国科技的软硬实力都会得到空前的提高。现在泛滥的科研经费不仅成为腐败的加速器，更重要地是误导社会创新的方向感。某些以院士领衔，用欺骗手段诈取国家科研经费导致贪污腐化，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研究单位的工作常态，这本身是对中国社会科技安全的最大挑战。
按：《科技与工业双重革命下的世界新走向》一文，作者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其中不少见解和一些建议，可以作为决策探讨，但不代表本刊观点。
文章来源：汽车时代 网址: http://qcsd.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66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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